历史上因为写诗而招致祸端的文人

  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中国的文字狱古已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古代许多文人墨客皆因写诗而招致祸端,轻则断送仕途,重则入狱获刑,而这一切皆因一句诗。

  刘禹锡与“桃花诗案”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诗人,是柳宗元的文章挚友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其与柳宗元、白居易二人过往甚密,  秦晋厚交,故时有唱和,时称“刘柳”、“刘白”,文学史上传为佳话。一提起刘禹锡,许多人便会想到使其个性大放光彩的“桃花诗案”。透过“桃花诗案”吟诗结案的经过,自可窥见诗人的鲠直为人和铮铮气骨,及其为真理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刘禹锡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据刘昫等撰的《旧唐书·刘禹锡传》和宋祁、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刘禹锡传》等书分别记载:

  唐永贞元年(805年),时并称“二王刘柳”(注: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的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王伾和柳宗元等人的革新活动遭株连,初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度被贬为郎州(今湖南常德)司马。

  柳宗元、韦执谊、韩泰、刘禹锡等八司马被贬远放之后,唐宪宗曾下诏:“纵逢恩赦,(八司马)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这样一晃便是十年。十年漫长的远谪生涯之后,诗人终于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被朝廷“以恩召还”京师,回到长安。漫长的远放生涯并未改变诗人的初衷。是年春天,他借去京郊玄都观赏桃花一事,写下了对充斥朝野的抱残守缺的守旧派辛辣讽刺和无情嘲弄的《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即《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明艳趋时之桃花隐喻充斥朝中暂时得势的奸佞小人,借花讽喻,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故王湘在给《千家诗·七言·玄都观桃花》作注时指出:“玄都观桃花千树,指在朝之官。刘郎,自喻也。言满朝之人皆吾去后而升迁者。”诗的前两句正面写出长安近郊尘土飞扬、纷繁嘈杂的热闹场面,明写以桃花红艳趋时的盛况,暗里却用“深于影刺”的手法(王夫之《唐诗评选》)着实讥讽守旧势力的趋炎附势、结党营私和炙手可热。

  刘禹锡以明艳趋时之桃花隐喻充斥朝中暂时得势的奸佞小人

  诗的后两句即由物及人,触景情生,把“桃花”的趋时盛况与自己的也即“八司马”们的遭遇联系到一起,强烈地鸣出了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不平之忿——“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轻蔑之情,力透纸背,语到即止,恰到好处!如果说诗的前两句还较为含而不露的话,那么到了这里实在是所指明确、锋芒毕露了。诗人无情地讽刺了那班充斥朝中的趋炎附势、抱残守缺的地主阶级守旧派势利小人,隐隐地批评了朝政。

  故而,此诗一经刘郎唱出,立刻即牵动了那班守旧者敏感而虚弱的神经。于是,诋谤蜂起,“时相恶其讥讽”(王湘《千家诗》注)。刘禹锡又因“语涉讥刺”而再度遭到远放,被贬谪为连州刺史。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桃花诗案”,亦即刘禹锡玄都观一赋“桃花诗”。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继这次玄都观吟诗结案,“刘郎”被贬远放之后,刘禹锡又曾先后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等职。宝历二年冬(826年),刘禹锡被从和州召回洛阳客居。此间,诗人一度消沉,参禅信佛,思想上极为苦闷。

  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刘禹锡再次以主客朗中之职被朝廷召回长安。这时距“桃花诗案”发再贬连州又过了长长的十二年。次年三月,诗人再游长安近郊之玄都观。这时,观中桃花已尽,“种桃之蹊,半是苍苔而菜花满径矣”;“种桃道士”——“比先年宰相已去”(王湘注《千家诗》),其徒党亦如鸟兽散。诗人旧地重游,不禁无限感慨,随即复又吟出七绝一首,即《再游玄都观》。刘禹锡感慨之至地叙述道:“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为郎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三月。”(《刘禹锡集·再游玄都观·序文》)文中的“再题二十八字”即指《再游玄都观》。在这首诗中,刘禹锡明挽桃花暗影刺趋时小人政治上的迅速消亡。此即其玄都观二赋“桃花诗”。诗云: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诗人联系政治上的变化,睹物生情,百感交集涌上心头:百亩之大的玄都观之中,现多半地方已长满了青苔。昔日那些明艳趋时的桃花现在都已死光了,唯有野草、野花遍地丛生,就连种桃之人也去向不明了,遗下的仅是一片荒凉萧条。诗人仍明写物暗以喻人事之变迁,感慨道:当年那些打击王叔文、贬斥“八司马”们的权臣们及党羽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前度刘郎”我不是又回来了吗!诗人坎坷多年而依然故我,豪气逼人、初衷未改。刘禹锡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不怕打击、坚持斗争的倔强意志,并流露出几分得意的胜利欢悦。

  玄都观二赋“桃花诗”

  刘禹锡自永贞元年因革新失败被贬郎州,到元和十年被召回;从玄都观赋诗感兴“桃花诗案”发二贬连州,又到太和二年再游玄都观复为“桃花”叹,其间竟长达二十四年之久,虽也曾一度消沉过。然而,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并未磨减刘禹锡坚持真理的锐气,没有改变他为宦之初衷。“前度刘郎今又来”时,其鲠直为人和不懈的斗争精神仍一如当年,丝毫没有减色。其铮铮气骨直让后来者为之啧啧称叹,缅怀不已。今人读其诗,仍能受到强烈的激励,并从中获得深刻的教益。(刘禹锡部分 作者/鲍传龙)

  苏轼与“乌台诗案”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1036年,四川眉山县人。他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他和其父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一同列入“唐宋八大家”。而三人中,苏轼名气最大,成就最高。古时有谚云:“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谁知世事难料,千古文豪竟被“乌台诗案”搅得终身不得安宁。

  苏轼

  苏轼的入狱与王安石变法

  1079年夏天,台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东坡,从而酿成了宋代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史称台狱。御史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乌鸦栖居其上,朝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凡朝廷大臣犯罪及皇帝亲自过问的重大案犯,均关押在台狱之内。实际上,台狱是皇帝惩办犯罪官员的御用牢房。

  苏轼的入狱与王安石变法有着密切关系。1069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一职,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变法运动,并在朝廷里形成了以王安石为主的改革派,亦即新党。但变法开始,就遭到了韩琦、欧阳修等元老重臣的反对。后来,逐渐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变法反对派,是为旧党。就这样,面对着改革问题,朝廷出现了两党相争的局面。

  王安石变法

  据说东坡父亲苏洵在《辩奸论》一文中,将王安石丑化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同样,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也有看法。变法第一年,宋神宗下令减价收买浙灯4000盏。东坡写了《谏买浙灯状》,反对神宗铺张浪费之举。神宗居然从善如流,欣然采纳。东坡见神宗听得进不同意见,便又接着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批评。东坡对神宗皇帝说:“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并把新法比作毒药,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东坡除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外,还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文。于是,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集团之间的成见愈来愈深。

  果然,王安石的姻亲、御史知章事谢景温便诬奏东坡,说他贩运私盐。东坡不予理会,但他不想和新党人员纠缠,确实想到地方任官。其实,王安石是一个相当有气度的人,他对苏东坡的出言不逊比较宽容,一般都不予追究。但当王安石下台之后,东坡的处境就难了。1074年,王安石遭反对派围攻,不得不罢相。由于党内之争,第二年,王安石再度为相,但很快又再度罢相。王安石下台后,使变法流为纯粹排斥打击异己的无聊闹剧。自1079年6月开始,御史何正臣等人先后四次上书,弹劾东坡。他们在文中称东坡该杀的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希望他能改过自新,但东坡还是拒不改悔;理由之二是,东坡所写的诗,包藏祸心,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亏大忠之节,”荒谬肤浅之极,流毒广远,且有“大不敬”之心。

  送菜肉与送鱼之别

  在新党的捕风捉影、恶意围攻之下,东坡被捕。不久就被押送御史台受审。一开始,东坡称自己无罪。后来,东坡同朝廷内外大臣来往唱和的诗作被抄录,他只好承认,“与人有诗赋往还。”不得不在一系列供词上签字。被囚乌台之后,东坡自知在劫难逃,便与长子苏迈商定,平时送食只送菜肉,若有不测时则送鱼。有一天,苏迈因有事,便托一亲友送食。这名朋友不知底细,烧了一条鱼,送到狱中,东坡见鱼大惊,以为大限已到,匆忙写了绝命诗,托狱卒转给弟弟苏辙,“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全诗充满了凄苦之情。

  苏轼被贬,充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10月,审问结束。结果,朝廷对“乌台诗案”意见不一,神宗对“乌台诗案”的态度是依违两可。不过,他很赏识东坡的才华,并且也不满李定等人的牵强附会,但最终促使神宗皇帝宽大处理东坡的原因,是他不敢开宋朝杀读书人的先例。其间,与东坡有嫌隙的王安石说了一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起了关键作用。如此一来,东坡被判从轻发落了。

这年年底,东坡被释放出狱,充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东坡迈出监狱门槛时,感慨万千,挥笔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到黄州后,没有因为个人的不幸遭遇而失魂落魄。他开垦荒地,盖上草屋,种上竹子,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其间,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有一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游览长江,写下了著名的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充分体现出英雄无用武之地和灰心丧气的复杂心理。

1084年,宋神宗又想起用苏轼,并将他调入汝州。途经南京时,他特意去看望了罢相在家的王安石,并安慰王安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的宽广情怀感染了王安石。

  《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大权掌握在守旧派司马光等人手里。他们想拉拢苏轼,便升他为翰林学士,但苏轼不同意将新法全部废掉,与司马光当面争吵起来。不久,苏轼遭到“自己人”排挤,被贬到杭州任地方官。苏轼到杭州后,筑堤植柳修湖,深受老百姓爱戴。至今,在那漫漫长堤上,垂柳成荫,烟雾朦胧。凡游西湖者,谁不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

  1094年,变法派占了上风,又将苏轼贬到偏僻的广东惠州,后又将苏轼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儋州。1100年,新皇帝宋徽宗登基,苏轼才被赦免。第二年,在北归的路上,苏轼在江苏常州病逝,终年65岁。

  但总的来说,苏轼是历史上的文化巨人,特别在诗歌散文、书画方面有很大贡献。他的词,豪迈奔放、感情深厚,开创了我国豪放派词文的先河。另外,他开朗乐观,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也历来为人们所景仰和传颂。(苏轼部分原载于《江南时报》2007-01-25 第23版 )

他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历来为人们所景仰和传颂

  明太祖时期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字狱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是个暴脾气,他治下的文字狱大多令人哭笑不得: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明太祖刑法太苛,斩。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并骂太祖“无德”,斩。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中国史学家顾颉刚形容清朝文字狱在二百多年间基本上没间断:“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康熙年间的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康熙年间的黄培诗案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雍正年间的“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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